一阵大雨刚过，清晨寂静的街道、散发着早秋清香的水气。
我在人行道上散着步，见前面十字路口停下的一辆白色小轿车内，一对像是中国人的男女，正满面含笑地举手向我招呼。
定睛一看，原来是病卧在家好久的安玲、和她再婚不到一年的夫婿。
见我雀跃奔来，安玲也快乐地摇下车窗，我们三人兴奋地寒喧握手、又说又笑，直到红灯变绿，我们才依依分手。
「过来玩儿啊！」车子过了马路，安玲还不断回头叮咛，脸上绽放出那久违了的甜蜜笑容。
认识安玲，大约是七、八年前吧。在她家小坐的那天晚上，前夫谈笑风生，而她只是安详温柔地坐着，未说一句话。
不知怎的，我对她有个深刻印象。
就这么才一面之缘，我们举家就迁去了加州；等到三年后，我们又搬回这山城时，听说她离婚了。
那一阵子，我的境遇也极艰苦；借着例行的散步，我每日清晨向山举目，在祷告中支取一天的力量。
有个早上，我刚从大街转入幽巷，忽见一张东方脸迎面而来…
我们这儿住的中国人不多，偶尔遇上一个，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。我们愈走愈近，才彼此认出了对方。印象中那安详的笑容褪了色，她看来显得畏怯而冷淡。我们立在那儿稍聊了一会儿，她才慢慢放开。
「我刚刚病了一场。」终于，她轻轻一句：「是精神方面的失调。」
她无须多说，我能了解。
自那次碰面之后，我们常常在晨走时相遇；有时她会顺便邀我去她一人蛰居的小屋中共进早餐。她喜欢水果，常常我们的早点是一大碗冰牛奶，加上干烤处理过的五谷杂粮以及切成小块五颜六色彩虹般的芒果、香蕉、甜瓜、苹果…
她总是一面吃一面叙述她的故事，有时说到伤心处，也会落下泪来，但她总是适可而止，把自己控制得恰到好处。
不久，她身体康复起来，我们也都因各自忙碌着工作而不常见面。
安玲再婚的消息传出，引起了此地华人一阵小小的骚动与喧腾。
婚后，她深居简出，我们更加不常见面。其实，她的家与我的家只是一条马路之隔，当我从书房的玻璃窗、望向后院的散笛雅山脉时，眼睛一定会经过她红瓦屋顶的小楼。
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我忽然有个感动，想要约她一块儿去教会，电话也没打就去按她的铃，门开处竟站着一个让我吓一大跳、零乱潦倒、失了魂似的女人。
「我已经好久不能睡觉了…我感到心里面好慌好慌…」
她两只手紧抓着奶油色皮沙发的扶手，无助但又倔强地不肯迈出大门一步。
安玲又犯了抑郁症！而且，看来这次还相当严重。
我不是精神问题的专家，只是从过去与人交往的经历中，稍稍对这方面患者有些了解。
一个人心理上、精神上有障碍，并不是都能让人察觉。小时候和小朋友吵架，我们常会用「神经病」这词来骂人。我二哥说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多少有些神经病，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。二哥说这话时只有十四岁，回想起来还真觉得他说的是有几分道理。
生理上，没有人是完全健康的不坏之身；同样的，精神上，也很难找到一个百分之百心理健全的人。一个有忧郁症的人，通常在别人眼中只是个表现脆弱、沮丧、爱哭，或是忧虑、焦躁、爱发脾气的讨厌家伙。
常常我们遇到的这种「令人讨厌的家伙」，其实还不算真正的抑郁症患者，这类状况，医学上还有另外一种名称，叫做边缘性忧郁症 (Marginal Depression)。
但忧郁症严重起来，却不是开玩笑的；他们不但失去生活的欲望，并且常有轻生的现象。当患者病到让人能看出来，有时是濒临或是已经到达崩溃的地步。
我念初中时，班上的一位模范生同学，还有念大学时、数学系的一位学妹；这两人都是从轻微的精神异状，到最后以自杀结束她们痛苦的生命。
我没研究医学，提不出这类病症的生理根源。但从我的经验与观察，许多患者是基于某种精神逼迫、心理压力、或人格伤害以致引发此疾。
精神层面的东西，多半是隐藏在平日生活的面具之下，不大容易表露，更鲜有人愿意向别人倾诉。
当听见别人遇到困境，许多人常有的反应是：啊唷，这一点点苦，算甚么啊！哪能跟我那时候所受的罪相比？ 我还不是也走过来了！我也没得甚么忧郁症！
每一个人不一样。有的人体质较薄，有的人感情较弱；这些或许是先天遗传，也或许是后天影响。个人的生命，有他个人的特例和个人的尊严，不应当以你我的主观去论断。
我的母亲也曾经是一个抑郁症患者。
母亲年少遭遇家庭变故，文化大革命时外公跳楼自杀，二十岁随夫家迁台，从此四十年两岸相隔不见娘家一人，等到抚养五个孩子都成家立业，又开始面临空巢的威胁…
由于从小照顾身心不大健康的母亲，使我特别同情精神病患者。
母亲曾靠药物治疗多年，当她病况严重时，药物全无帮助，那时的她，好像陷在一个无底黑洞的恐惧中。
常言说得好，「皇天不负苦心人」、「天助自助者」，这些话听来陈腔烂调，其实再真不过。母亲的痊愈和她的信心很有关系。
母亲虔信基督，她在病重时，常常自勉说：「我相信上帝绝不会叫我把这病带进棺材去。」
我小弟的孝心也功不可没。
那时，母亲和小弟同住美国东海岸，小弟按时带领母亲去看一个说英语的精神科医生。小弟担任翻译时，他不但耐心逐字翻译，而且还加上一些他自己对母亲的安慰话语；母亲还以为是医生对她如此甜蜜，越发心中受到鼓励，因而加速了她的痊愈。小弟这时趁机会用计、渐渐减低母亲药量，终于慢慢完全不再用药。
母亲今年七十八岁，她的忧郁症已经治愈十多年了，如今，她是一个活力充沛、满脸灿烂笑容的美丽老人家。
母亲住在加州圣荷西的散塔克拉拉，她和父亲常常一块儿搭巴士去老人中心唱平剧。几年前她还两次粉墨登场，一次扮演西施浣纱，一次扮演穆桂英挂帅。母亲不但努力背熟一出出冗长繁复的唱辞，且唱腔与扮相之美，难让人相信她已年近八旬。
我喜欢把母亲的痊愈经历说给一些在类似境况中挣扎的人听，并且鼓励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这不是羞耻，更不是不愈之症。
安玲病重时，我常常在窗口望着山祷告，祝她早日康复。
一个阳光下洒着金色雨点的傍晚，我正在我后院的菜园摘瓜，抬头忽见一道完美的彩虹、像天桥样地横跨整个散笛雅山脉 (Sandia Mountains)。
我一面惊呼，一面返身奔入屋中，给安玲拨了一个电话。
「安玲，赶快打开窗户，赶快….. 看见没有，在妳前院的山头，有一道好漂亮的彩虹！」
安玲的反应不是很热烈，但我的心中非常高兴；至少，她已经愿意伸出那只好久不曾接听过电话的手。
一两个星期之后，有一天我正在做晚饭，安玲忽然和她丈夫双双出现在我家门口，手上捧着一大盒她自家院子种的水蜜桃。她轻轻对我说了一声谢谢；从她眼角微潮的笑痕中，我知道，她就快要走出那无底黑洞的痛苦了！
又过了几个月，有一次我出城归来，听见她在电话机中的留言；她的嗓音清脆活泼，我彷佛能看见那一双明亮流转的眼睛…
「过来玩儿啊，过来玩儿啊….」
安玲的车子已经走远，她那悦耳的声音，仍银铃般地在我耳畔回响。
清晨的街道开始忙碌起来，我迈开阔步走回家，一面计划着今天一天的工作，一面心中默默祈祷：
愿天下所有身缠此疾的朋友们都能耐心、恒心地在努力中盼望，盼望早日见到那一道美丽的彩虹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