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阵大雨刚过,清晨寂静的街道、散发着早秋清香的水气。

我在人行道上散着步,见前面十字路口停下的一辆白色小轿车内,一对像是中国人的男女,正满面含笑地举手向我招呼。

定睛一看,原来是病卧在家好久的安玲、和她再婚不到一年的夫婿。

见我雀跃奔来,安玲也快乐地摇下车窗,我们三人兴奋地寒喧握手、又说又笑,直到红灯变绿,我们才依依分手。

「过来玩儿啊!」车子过了马路,安玲还不断回头叮咛,脸上绽放出那久违了的甜蜜笑容。

认识安玲,大约是七、八年前吧。在她家小坐的那天晚上,前夫谈笑风生,而她只是安详温柔地坐着,未说一句话。

不知怎的,我对她有个深刻印象。

就这么才一面之缘,我们举家就迁去了加州;等到三年后,我们又搬回这山城时,听说她离婚了。

那一阵子,我的境遇也极艰苦;借着例行的散步,我每日清晨向山举目,在祷告中支取一天的力量。

有个早上,我刚从大街转入幽巷,忽见一张东方脸迎面而来…

我们这儿住的中国人不多,偶尔遇上一个,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。我们愈走愈近,才彼此认出了对方。印象中那安详的笑容褪了色,她看来显得畏怯而冷淡。我们立在那儿稍聊了一会儿,她才慢慢放开。

「我刚刚病了一场。」终于,她轻轻一句:「是精神方面的失调。」

她无须多说,我能了解。

自那次碰面之后,我们常常在晨走时相遇;有时她会顺便邀我去她一人蛰居的小屋中共进早餐。她喜欢水果,常常我们的早点是一大碗冰牛奶,加上干烤处理过的五谷杂粮以及切成小块五颜六色彩虹般的芒果、香蕉、甜瓜、苹果…

她总是一面吃一面叙述她的故事,有时说到伤心处,也会落下泪来,但她总是适可而止,把自己控制得恰到好处。

不久,她身体康复起来,我们也都因各自忙碌着工作而不常见面。

安玲再婚的消息传出,引起了此地华人一阵小小的骚动与喧腾。

婚后,她深居简出,我们更加不常见面。其实,她的家与我的家只是一条马路之隔,当我从书房的玻璃窗、望向后院的散笛雅山脉时,眼睛一定会经过她红瓦屋顶的小楼。

一个星期天的早晨,我忽然有个感动,想要约她一块儿去教会,电话也没打就去按她的铃,门开处竟站着一个让我吓一大跳、零乱潦倒、失了魂似的女人。

「我已经好久不能睡觉了…我感到心里面好慌好慌…」

她两只手紧抓着奶油色皮沙发的扶手,无助但又倔强地不肯迈出大门一步。

安玲又犯了抑郁症!而且,看来这次还相当严重。

我不是精神问题的专家,只是从过去与人交往的经历中,稍稍对这方面患者有些了解。

一个人心理上、精神上有障碍,并不是都能让人察觉。小时候和小朋友吵架,我们常会用「神经病」这词来骂人。我二哥说,其实每一个人都多少有些神经病,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。二哥说这话时只有十四岁,回想起来还真觉得他说的是有几分道理。

生理上,没有人是完全健康的不坏之身;同样的,精神上,也很难找到一个百分之百心理健全的人。一个有忧郁症的人,通常在别人眼中只是个表现脆弱、沮丧、爱哭,或是忧虑、焦躁、爱发脾气的讨厌家伙。

常常我们遇到的这种「令人讨厌的家伙」,其实还不算真正的抑郁症患者,这类状况,医学上还有另外一种名称,叫做边缘性忧郁症 (Marginal Depression)。

但忧郁症严重起来,却不是开玩笑的;他们不但失去生活的欲望,并且常有轻生的现象。当患者病到让人能看出来,有时是濒临或是已经到达崩溃的地步。

我念初中时,班上的一位模范生同学,还有念大学时、数学系的一位学妹;这两人都是从轻微的精神异状,到最后以自杀结束她们痛苦的生命。

我没研究医学,提不出这类病症的生理根源。但从我的经验与观察,许多患者是基于某种精神逼迫、心理压力、或人格伤害以致引发此疾。

精神层面的东西,多半是隐藏在平日生活的面具之下,不大容易表露,更鲜有人愿意向别人倾诉。

当听见别人遇到困境,许多人常有的反应是:啊唷,这一点点苦,算甚么啊!哪能跟我那时候所受的罪相比? 我还不是也走过来了!我也没得甚么忧郁症!

每一个人不一样。有的人体质较薄,有的人感情较弱;这些或许是先天遗传,也或许是后天影响。个人的生命,有他个人的特例和个人的尊严,不应当以你我的主观去论断。

我的母亲也曾经是一个抑郁症患者。

母亲年少遭遇家庭变故,文化大革命时外公跳楼自杀,二十岁随夫家迁台,从此四十年两岸相隔不见娘家一人,等到抚养五个孩子都成家立业,又开始面临空巢的威胁…

由于从小照顾身心不大健康的母亲,使我特别同情精神病患者。

母亲曾靠药物治疗多年,当她病况严重时,药物全无帮助,那时的她,好像陷在一个无底黑洞的恐惧中。

常言说得好,「皇天不负苦心人」、「天助自助者」,这些话听来陈腔烂调,其实再真不过。母亲的痊愈和她的信心很有关系。

母亲虔信基督,她在病重时,常常自勉说:「我相信上帝绝不会叫我把这病带进棺材去。」

我小弟的孝心也功不可没。

那时,母亲和小弟同住美国东海岸,小弟按时带领母亲去看一个说英语的精神科医生。小弟担任翻译时,他不但耐心逐字翻译,而且还加上一些他自己对母亲的安慰话语;母亲还以为是医生对她如此甜蜜,越发心中受到鼓励,因而加速了她的痊愈。小弟这时趁机会用计、渐渐减低母亲药量,终于慢慢完全不再用药。

母亲今年七十八岁,她的忧郁症已经治愈十多年了,如今,她是一个活力充沛、满脸灿烂笑容的美丽老人家。

母亲住在加州圣荷西的散塔克拉拉,她和父亲常常一块儿搭巴士去老人中心唱平剧。几年前她还两次粉墨登场,一次扮演西施浣纱,一次扮演穆桂英挂帅。母亲不但努力背熟一出出冗长繁复的唱辞,且唱腔与扮相之美,难让人相信她已年近八旬。

我喜欢把母亲的痊愈经历说给一些在类似境况中挣扎的人听,并且鼓励他们,让他们知道这不是羞耻,更不是不愈之症。

安玲病重时,我常常在窗口望着山祷告,祝她早日康复。

一个阳光下洒着金色雨点的傍晚,我正在我后院的菜园摘瓜,抬头忽见一道完美的彩虹、像天桥样地横跨整个散笛雅山脉 (Sandia Mountains)。

我一面惊呼,一面返身奔入屋中,给安玲拨了一个电话。

「安玲,赶快打开窗户,赶快….. 看见没有,在妳前院的山头,有一道好漂亮的彩虹!」

安玲的反应不是很热烈,但我的心中非常高兴;至少,她已经愿意伸出那只好久不曾接听过电话的手。

一两个星期之后,有一天我正在做晚饭,安玲忽然和她丈夫双双出现在我家门口,手上捧着一大盒她自家院子种的水蜜桃。她轻轻对我说了一声谢谢;从她眼角微潮的笑痕中,我知道,她就快要走出那无底黑洞的痛苦了!

又过了几个月,有一次我出城归来,听见她在电话机中的留言;她的嗓音清脆活泼,我彷佛能看见那一双明亮流转的眼睛…

「过来玩儿啊,过来玩儿啊….」

安玲的车子已经走远,她那悦耳的声音,仍银铃般地在我耳畔回响。

清晨的街道开始忙碌起来,我迈开阔步走回家,一面计划着今天一天的工作,一面心中默默祈祷:

愿天下所有身缠此疾的朋友们都能耐心、恒心地在努力中盼望,盼望早日见到那一道美丽的彩虹!